根据北京儿童文学杂志的采访内容，本站又做了一些整理归纳，希望能将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不普通想法与读者分享，以达到心灵沟通的目的。

周锐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今天的大作家也是昨天的小读者，而今天的小读者也很可能就是明天的大作家。

其实我原来不叫周锐。

我原名叫周庆宁，因为生我的时候母亲在南京(宁)，父亲出差去安庆了。那还是在在我14岁时，自作主张地改成现在这个锋芒毕露的新名字。

父亲十六岁去当新四军时也自己改了名字。父亲能改，我当然也能改。

现在想想，自己改的名字未必比原来的名字好，原来的名字至少和别人重复的机会少一些吧。

但我倒也不后悔，一个人总要从血气方刚、锋芒毕露的少年时期走过来，改名也算是成长的标志吧。我给儿子起名时就对妻子说：这名字用个十几年，就让他自己改掉吧。

广东潮阳是我的祖籍，其实我是南京出生，在上海祖父母处长大。

我在幼儿园就学过拼音，虽然学得不完整，进小学后便显得轻车熟路。

学会拼音，我就开始读课外书了，那时的儿童读物上大多标着拼音。奶奶见我爱看书，就经常给我买。

我记得其中就有任溶溶先生翻译的苏联图画书《六个1分》，挺有趣的。一个男孩的六门功课都得了1分，却对父母振振有辞。于是晚上做了个梦，他的错误都在梦中出现。比如，他的一道数学题的答案是“三分之二个工人”，他便梦见那个工人没头没腿地在地上躺着。他把树名错当成鸟名，便梦见那树长了翅膀飞来抓他．．．．．．

二十几年后，我认识了任溶溶先生，我把我所记得的《六个1分》详详细细说给任先生听，他说：“你记性真好，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其实一样的，一次我给小朋友讲自己写的童话，刚讲了个开头就讲不下去了，后面是什么全忘记了。幸亏在场有个女孩读过这篇童话，她替我把故事讲完了。这说明小时候读过的东西印象最深。

拼音使我认字很快，到了两年级时，我读《新民晚报》已经没什么生字了。

我那时的班主姓郑，宁波人，读音常会出错，我就情不自禁地要去纠正她。时间长了，郑老师习惯了我的纠正，同学们也不以为怪。五年级时换了李老师，我照样纠正她，她就挺吃惊。但查了几次字典后，她只好服贴。这都归功于大量的课外阅读，要不然我哪来的本钱。

二 我的零用钱都用来买书了

我积攒的零用钱是全部拿来买书的。

四年级以前没什么零用钱，从四年级开始，每年暑假独自去南京看望父母，临上火车，爷爷会给我两元钱，回来时妈妈也给我五元，这一来我可发大财了。

那时候不是开架售书，我不好意思像大人那样，让营业员拿书来翻翻，不要再还回去。我只要请营业员拿出一本书，那就是一定要买下的。

但这之前一定是跑来看过三五趟，对着封面反复端详，这才最后下决心。我自己买的书有《诸葛亮》、《孙梧空》、《小黑马的故事》等，平时爱惜极了，无论看多少遍，都跟新的一样。除了自己买书，我还在课余时间去附近的旧书店看书。因为是旧书，便可以随便翻，我把它当成了没椅子的图书馆，往往不到关门不离开。

我过10岁生日时，父亲从南京给我寄来生日礼物，使我喜出望外。

礼物是三本旧书:

《安徒生童话精选》，《水浒》，《高玉宝》。前两本是我初次接触的中国和外国的经典名著，真正的文学营养,不，应该说是精神财富，够我受用一辈子的。

三 从读书笔记到抄书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很早就开始作笔记。先是摘录一些觉得有用的词、好句子，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后来(学校搞运动不上课时)我就成段的、成篇的、甚至一本一本的抄书。我抄过《中华活页文选》中的一些古文名篇，整本的抄过《李白诗选》、《陆游诗选》，还有《古代笑话集》等。少年时的头脑如海绵，我庆幸那时没有错过读书的黄金期。

因为一放学就喜欢到附近的旧书店看书，所以写起作文来词汇比别人丰富，能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大量阅读有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以我的经验，确实是这样的。但只有真正吸引你的阅读才是有效的阅读，不用勉强去读你感到乏味的书，即使它是名著。

一边读书，一边还可以做些练笔。文革期间我到农村去当农民时带了一本《契柯夫手记》，那里面有这样的句子：“那些女人发出的笑声，就像把她们的全身浸到冷水里一样。”等等。我也学着做这样的手记，描写景物和人的神态，或者构思一个个小故事。不过那时是无处投稿的，写出来的东西全是给自己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