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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只会打滚算不了好汉
在上德文学校的同时，爱尔安每个星期还要去中文学校学习一次，在那里他会遇见唐漾、何家麟他们。
唐漾是女孩。一般来说，爱尔安跟别的有“志气”的男孩一样，不和女孩多罗嗦。但唐漾有些不同，首先她不怎么漂亮。爱尔安在越是漂亮的女孩面前越是话不多。而且唐漾除了睡觉还要用娃娃枕头，其他方面已很接近男孩。她坚决不穿裙子，总是一条深色牛仔裤，下面一双臭球鞋。最不容小觑的是她的滑板技术，在大街上飞来飞去毫不发怵。
唐漾一家是从别的城市搬来汉诺威的。那个城市没有中文学校，她爸爸就请人从国内带来语文教材，在家里教女儿学中文。背诵课文时，唐漾老是把人名搞错。她爸爸认为背课文只是为了熟悉语法和词汇，人名记住了也没用，就给她出个主意，以后遇到课文里有记不住的名字干脆换成“唐大龙”。
唐大龙是爸爸的名字，再不会记不住了。可当唐漾站在公寓楼的走廊上朗读《温暖》时，同楼的其他几位中国留学生觉得很不习惯，这篇歌颂周总理的文章被改成这样----
天快亮了，唐大龙走出人民大会堂。他又工作了整整一夜。他刚要上车，看见远处有一位清洁工人正在清扫街道。他走过去，紧紧握住工人的手，亲切地说：“同志，你辛苦了，人民感谢你。”清洁工人望着敬爱的唐大龙，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留学生们议论着：“唐大龙跟咱们一样买包大米都要货比三家的，谁敬爱他了？”“他简直是癞蛤蟆跳在秤盘里----自称自，咱们要警告警告他。”但后来他们没有警告唐大龙，因为唐漾接着又读《刘胡兰》。
唐大龙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不当共产党！”他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走到铡刀跟前。唐大龙光荣地牺牲了，那年他才十五岁。
唐漾不漂亮，但却很聪明，爱尔安还记得她刚成为他的同学时，老师布置大家写日记，唐漾觉得没什么事好写的，就写了一篇没什么事好写的日记，被老师很欣赏地当众读出。
今天我简直无聊极了，没有小朋友好约，没有事情好做，一个人坐在家里写日记，也不知道写什么好。用手支着脑袋想了好几回，铅笔在手里转了好几个圈，本子也戳出了好几个洞，还是想不出来怎么写。真的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连电话铃都没响过一次。楼下的小男孩也没把他的球踢到我家阳台上来。小男孩的爸爸妈妈也没请亲戚朋友在他们的花园里烤肉，烤肉的时候很热闹的，会有人故意喊：“谁的肠子？快烤焦啦！”又有人答应：“我的肠子----”大家就笑起来。今天不是星期天，听不见教堂的钟声。也没有人结婚，房东的女儿刚结过婚。今天真是最没意思的一天。
在中文学校，孩子们见面时总有许多有趣的话题，但他们之间的交谈都是习惯用德语进行的。爱尔安也是这样。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爱祖国。爱尔安在德文学校也挺为中国人争气的，他曾对妈妈说，如果他不是那个学校仅有的中国人，他的成绩不用那么好的。妈妈问：为什么？爱尔安说，要是他的成绩不好，别人会以为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妈妈就有点吃惊，她和爸爸没给儿子灌输过这种思想。不过爱尔安却也不喜欢卖弄，不喜欢锋芒毕露。比如，他从来不为别人表演弹钢琴。所以当何家麟们只说德国话时，他也就随大流了。
论起中文水平，何家麟是最差的，但他学中文的愿望却又是最强烈的。他学中文是为了学中医，因为妈妈有许多病痛都是吃中药或者用针灸、按摩治好的，加上现在德国也在宣传草药治病，宣传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医学。与爱尔安不同的是，爱尔安学钢琴但并不想成为“克曼”，何家麟却一定要成为扁鹊和华陀那样的神医。当医生必须善良，有耐心，这些何家麟并不缺少，他从小就是阿弥陀佛的，可他的脑子迟钝一些，各科成绩刚刚够上中等，实现理想要走很长的路。
何家麟曾经问过爱尔安：“以后，我给你针灸时，你会不会怕疼？”
爱尔安想象着自己跟刺猬一样，浑身扎满长长的针，心里不免哆嗦一下，但他对何家麟说：“你是神医了，扎针应该不疼的吧？”
“应该不疼的吧。”何家麟回答得不怎么有把握。
爱尔安又说：“疼不疼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别扎错了地方。”他想到功夫片里的情景，“要是扎到我的‘哑穴’上，我就不会说话了。要是扎在‘笑穴’上，我就不停地笑，不停地笑，想哭的时候也不得不笑。”
这真可怕。何家麟提醒自己以后一定要注意“哑穴”和“笑穴”。当天上课时，何家麟特地向老师请教“哑”字怎么写。
唐漾在家帮大人做事时，是象一般德国孩子那样要领取报酬的。她向爱尔安打听：“你在家里洗碗，你爸爸给你多少钱？”
爱尔安说：“我不洗碗的，妈妈洗。但吸尘是我干的，要吸三个房间呢。”
“吸一次几马克？”
“没有钱的，一个芬尼也不给的。”
“这怎么可能？”唐漾很吃惊，“那，你弹钢琴也是白弹的吗？”
轮到爱尔安吃惊了，“弹钢琴为什么要大人给钱？又不是开演奏会卖门票！”
唐漾说：“我的同学凯茜就是这样，只要是她爸爸妈妈要她做的事，她都向他们要钱。”
唐漾跟爸爸签过一个合同，这合同就贴在家里的冰箱上。
乙方唐漾负责晚餐后洗碗，周末洗衣，烘干，折叠。
甲方唐大龙付给乙方洗碗每次1马克；洗衣、烘干、折叠分别为每桶1马克。
乙方不得无故不干。甲方单方面中止合同时必须支付给乙方一个月的全时报酬。
(双方签名)
但爱尔安不管外面的“行情”怎样，一直坚持无偿劳动。他负责吸尘，开始时只须吸净自己的房间，以后被要求扩大范围----从一间到两间，又从两间到三间。为什么他不能象别的孩子那样得到报酬，为什么劳动的范围要一再扩大，爱尔安曾向父母要求解释，但父母总是给他简单的一个词：“必须”。他们是向亨里希先生学来的，在有些事情上只说“必须”而不作解释。在爱尔安才6岁的时候，有一次对钢琴老师提出的“必须”感到厌烦了，他的惊人之语使陈小姐无言以对，“什么‘必须’，人除了死，没有什么必须的。”但他后来渐渐明白，世界上确实不止这一个“必须”，如果没有很多必须，世界也就不象个世界了。
不过，爱尔安比别的孩子多接受一些“必须”，不等于他在家里只能老老实实的、不能对大人们搞点恶作剧。事实上，在中文学校学生们的日常交流中，怎样捉弄大人是个重要话题，而这时候爱尔安从来不会没话可说。
上次他向大家介绍了他怎样用一个玩具坟墓吓妈妈一跳。那坟墓前面的小平台上写着：请在这里放个硬币。爱尔安让妈妈来试试。妈妈端详再三，弄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玩？”爱尔安说：“你马上就会知道，快放钱吧。”妈妈刚把钱放下，没提防坟墓里伸出一只爪子一样的手，飞快地把钱抓了进去，妈妈被吓得捂住了心口。
这次是捉弄爸爸。爱尔安在自己房间的门上装了个门铃，他去对爸爸说：“以后你们来找我，要先按门铃。”爸爸说：“象以前那样敲敲门不行吗？”“不行，我已经装好了，你来按按看。”爱尔安关上门，爸爸就来按门铃。当然他上当了，门铃里有机关的，爸爸被喷了满脸的水。
这些用来恶作剧的小玩具都是一家儿童杂志附赠给读者的。这杂志一个星期出一本，这杂志读者的家长也就得准备一个星期受一次捉弄。除了上面说的，还有好多大人们想不到的花样。比如，妈妈突然发现爱尔安的手指受伤了，缠着的纱布上渗出了血迹。见儿子这样，妈妈的心立即也流血了，但爱尔安却摘下假的纱布套哈哈大笑。妈妈最怕虫子，那杂志就会给读者一包假虫子，让他们吓妈妈。那些虫子做得跟真的一样，软软的，而且有黏性，扔到哪儿粘到哪儿，要是粘到妈妈身上，她的尖叫声能把警察引来。有一天晚上，爱尔安在房间里喊妈妈，妈妈推门一看，里面黑漆漆的，她叫爱尔安，没声音，忽然看见面前站着一具白森森的尸骨！原来这是贴在墙上的一幅带荧光的图画。爸爸明知道杂志里有恶作剧玩具，却一直给儿子订着，妈妈也不反对，虽然经常被吓得够呛。因为他们明白，孩子需要适当的发泄。
在那本杂志里，有卡通漫画，有故事，也有小笑话。爱尔安常会让朋友们分享这些笑话。有一个笑话爱尔安觉得最好笑----
莎比娜对同学说：“我想，家长真是一些奇怪的人。他们先是拼命教小孩子学会说话，可是等到我们能够说得很好的时候，他们又常常叫我们‘闭嘴’！”
在中文学校开联欢晚会时，爱尔安把他读到的一个笑话编成了中文小品，因为老师规定所有节目中的对话都必须用中文说。这个小品要两个人表演，他是为了照顾何家麟的。每个人都得表演节目，何家麟怎么也想不出自己能表演什么节目。
爱尔安对何家麟说：“你演奶奶吧。”
何家麟很没有把握，“我能演吗？”他大概只能演何家麟。
但爱尔安说：“没问题，你很象奶奶的。我就演你的孙子。”
演出开始，孙子搀奶奶出场。何家麟用一块花布包着脑袋，额头上画了几条皱纹。观众一见他的怪样子就笑起来。何家麟便也忍不住，对着台下憨憨地笑。
爱尔安急忙提醒何家麟：“你快问我，‘孙子，你要不要吃糖？’”
何家麟就问爱尔安：“孙子，你要不要吃糖？”
爱尔安说：“要的。”
何家麟掏出一片口香糖递给爱尔安。
爱尔安在剥开糖纸时，里面的糖掉到了地上。他要把糖捡起，却被“奶奶”阻止了。
何家麟说：“孙子，掉到地上的东西弄脏了，不能捡起来了。”
“那，您再给我去买糖。”
“好的。”
他们就又一起走。何家麟忽然跌倒了，他叫了一声“哎哟”就坐在地上。
但那孙子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
奶奶喊着：“孙子，你怎么不来扶我？”
孙子说：“您自己说的，掉到地上的东西弄脏了，不能捡起来了。”
全场哄堂大笑。这个节目就结束了。
爱尔安的妈妈也在观众中笑着。中文学校唯一的老师就坐在她身旁。
老师挺为她的学生得意，“这是爱尔安自己翻译成中文，自己编排的。”
妈妈问老师：“您就没有顾虑过，这会不会对老年人不够尊重？”
老师说：“爱尔安觉得这个笑话挺好笑，也想让别人笑一笑，如此而已。在实际生活中，我想他是很懂得怎样尊重老年人的。”
的确，爱尔安3岁时就在南京帮外婆一起提菜篮子了，尽管没他“帮”时外婆还觉得省力些，但这肯定可以算是尊重老年人的。4岁时，爷爷来德国，爸爸妈妈没空陪爷爷玩时，爱尔安就带爷爷到儿童游乐场去。在那里，每当爱尔安要玩个什么东西，他就会叫爷爷站在原来的地方不要走开，“等我来找到你，咱们再一起走。要不然，你会走丢的。”
看了这个奶奶和孙子的小品，妈妈想，爱尔安可以更多地翻译一些小笑话，作为他的中文练习。妈妈知道大姨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就托大姨去打听：中国报纸是不是需要德国笑话？不久武汉那家报纸来了回音，爱尔安便有了用武之地。
妈妈让爱尔安通过杂志给小笑话的作者写信，要先得到人家的同意。小笑话的作者很高兴，并建议在翻译《会看地图的鸟》时加上一句。这个笑话原来是这样的：
丹尼尔刚放学回家，妈妈就焦急地告诉他：“我们家的鸟儿飞走了，也不知飞哪去了！”
“怪不得昨天我在做地理作业时它老是盯住地图册看呢。这两天内是回不来了。”丹尼尔肯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昨天做的是世界地理作业。”
作者建议在丹尼尔回答的最后加上一句，“它也许飞到中国去了。”
一天，唐漾笑着告诉大家，有个中国孩子滚回中国去了。
爱尔安猜想这孩子不是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去的，火车有轮子，可以滚。
但唐漾说：“不是这样滚，是真的躺在地上，骨碌骨碌地滚。”
这孩子是唐漾爸爸的朋友的儿子，7岁，叫王日月。和许多这里的中国人一样，日月的爸爸妈妈也是先来学习的，等稍微安定后再托人把孩子带来。爸爸去机场接日月时，因为自己还没买车子，搭了德国同事的便车。日月下飞机一看，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来接我？”爸爸一指身边的同事，“托马斯要送朋友走，车里坐不下，妈妈在家等你呢。”托马斯就笑着对日月说了声“哈罗”。日月没好气地看看托马斯，“我说你怎么长得这么个德行！”那托马斯除了有点拔顶也没什么说不过去的地方。还好人家不懂中文，倒是弄得爸爸挺尴尬。从这以后日月的心里就一直不舒坦，在北京时还吹自己的爹妈在德国怎么的怎么的，来了才知道连辆车子都买不起。房子也小。电视机是捡的人家扔下的，不动拳头不出图像。连洗澡水都不热，全家买了游泳的年票，每次游泳回来就不用洗澡了。在北京时日月嫌外婆讲故事不如妈妈好，可在这里妈妈要打工到夜里1点以后，爸爸要做实验也不能早回来，日月一个人睡觉怪怕人的。更可气的是上学，什么都听不懂，他一说话还有女孩子发笑。日月受不了了，哭着闹着要回外婆家。爸爸说这都是给外婆惯坏了，别人的孩子能行，我们的孩子怎么就不行呢？“你再闹，小心吃巴掌！”
这样在家坚持了三天，日月只好又去上学了。第一堂课又是德语课，听不懂还是听不懂。别人举手回答问题，他只能做傻瓜。心里越想越来气，怎么这个老师就不管我听懂听不懂也不来问一下，只顾自己说。我叫你们不理我！我得叫你们理我。想着他就一屁股从椅子上坐到地上。这时他看见老师在注意他了，还说了句什么，有人哈哈大笑。日月一恼火，就势躺了下来。这下心里舒服多了，我不看你们也不听你们的，想着还打起滚来，骨碌，骨碌，一直滚到老师桌前。这时老师不说话了，孩子们也不笑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全看着王日月。王日月让大家饱饱地看了个够，然后爬起来说了句，“我才不稀罕你们这儿哪。”拿了书包就走出去了。
自然爸爸大发脾气，立刻把儿子送回北京。
听完这个打滚的故事，大家想笑却又觉得并不好笑。
老师拿了一叠作业本进来，听到了这个故事。她给大家说了另一个故事。也是一个象王日月那样的中国孩子，也是7岁，也是到德国来上学什么都听不懂。可是他上算术课总是积极举手，因为这不需要太多语言，多数时候只要计算就行了。老师发下的作业纸，上面有一些图画和空格，比如，一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两只气球，旁边还有三只向上飞的气球，问题是5
-（ ）=（ ），空格里必须填进数字。对一年级的中国孩子来说，这样的题目是很容易的，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算术了，而德国的幼儿园只让孩子做手工、做游戏。所以这个中国孩子常常第一个完成作业。别的孩子很佩服他----什么都听不懂也能得第一！自信心强了，学习的积极性也就高了，语言很快也不成问题了。
老师跟何家麟打趣说：“你要是中文学不好，以后去中国读中医学院时就要打滚了。”
老师翻开何家麟的作业本，用“果然”造句，他就没造出来。
爱尔安替何家麟可惜，这其实很容易的呀。因为很容易，他就故意用了个非同一般的造法----我买了个苹果然后把它吃了。
老师向爱尔安指出，虽然他用了“果然”二字，这造法也确实非同一般，但他错了，必须重造。
爱尔安想了想，以神秘的吉普赛人重新造了个句子，造得长长的：
一位住在帐篷里的老奶奶要给我算命，她拿着我的手看了又看，对我说：“你会跌跟头的。”但我走了老远也没跌跟头。另一个帐篷里的另一位老奶奶也要给我算命，她拿着我的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也对我说：“你会跌跟头的。”这回我走了没多远，果然跌了个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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