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在波士顿的这几天，就由我们来作你的向导。”
罗伊一边打开他
那辆白色本田的车门，一边亲切地笑着对我说。他的妻子安妮，春风满面地从车窗向外伸手和我打招呼：“今天去波士顿美术馆，你一定会喜欢！”
安妮一如
既往地美丽优雅，淡淡的橘红色口红，弯弯眉下是一对会说话的眼睛。浅紫毛呢外套，一枚镶紫水晶的烤瓷胸针和配对的耳坠，深紫贝雷帽下银丝般的卷发，在晨风暖阳中熠熠闪烁。
罗伊的车开得有点野，与一辆又一辆擦肩而过的大卡车较劲，同时还和坐在后座的我不停地说话。如此高龄和高水准的导游，恐怕已够得上吉尼斯纪录了。十年前，安妮和罗伊庆祝了他们的钻石婚纪念日，单从他们的言行举止，很难看出这一对令人敬羡的美国教授夫妇，已然相濡以沫七十年整。刚庆祝了九十三岁生日的罗伊，腰不弯，背不驼，安妮也即将九十二岁高寿。
八十年代末，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外籍专家餐厅，初识安妮和罗伊。1980年他们首次去中国香港工作，那里的中国朋友介绍罗伊去上海同济讲学。七十二岁的罗伊身轻体健，逻辑严谨，七十一岁的安妮眼神明亮，思维敏捷。是偶然，也是必然。如果那天早点或晚点去用餐，我们就不会相互碰面。作为社会学家的安妮，她的职业敏感和天生热情总是会把偶然变成必然。餐桌上简洁亲切的交流，使这对美国教授夫妇在一星期之后，成为南京父母家里的远道来客。尽管有着完全不同的信仰和历史背景，父亲多年生疏的英语并不妨碍相互间的交流，而我的翻译也不是他们沟通的绝对桥梁。三个多小时，从抗日战争到十年浩劫，从文学艺术到改革开放，畅所欲言有问必答的交谈，安妮和罗伊在不断理解中不无敬意：“你有一对值得你自豪和骄傲的父母”。中国，在他们好奇的眼神更加具体形象，不再是遥远的陌生。
从此，尽管相隔千山万水，和安妮夫妇的书信从未间断过。安妮和罗伊最令人惊讶的才能，是他们对于社会网络迅速和有效地利用和扩大。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为新结识的朋友提供自己拥有多年的关系网。听说我要去伦敦学习，安妮立刻给我写出他们五个住在伦敦朋友的地址。其中一对法官律师夫妇，也成了我们的朋友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向导。一个郁金香怒放的春天，我们和安妮和罗伊又在荷兰边境相聚，九十年代初，樱花盛开时节我们去美国，儿子在安妮家里度过了五岁生日。转眼间，我们和安妮罗伊的友谊走过了二十多个春夏秋冬。“该是你们再次造访美国的时候了，我们在等待”在他们搬进波士顿南郊舒适的老年公寓时，给我们再次写来邀请。这时他们都已将近八十岁，但是丝毫没有老人的心态。从来习惯生活自理的安妮和罗伊，并没有在老人院安享晚年，而是节省出更多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生活节奏不仅一如既往，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安妮和罗伊早在1985年双双退休，但是他们的“全新生活”却刚刚开始。
“对于我来说，在保加利亚教学经历的重要性在于是全新的经历，相当于一场发明创造！”安妮兴奋又自豪地说。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的罗伊说“我很喜欢从事过的所有法律工作，曾经让我很有成就感。但是退休后的这段经历给我带来更多的精神享受和乐趣。因为法律是既定的东西，你很难突破和改变什么。我更喜欢安妮的专业，如果要
我现在选择，我会选更有趣的社会学，因为可以真正地对他人有所作为和提供帮助。”
三十年代，安妮在瑞士读社会学时同学来自世界各国。好友之一是保加利亚女生杰拉斯科娃，到美国读书后又回到保加利亚。安妮和她保持通信来往，“我的信封上是美国国旗，她的信封是镰刀斧头。”当时罗伊在法律部工作，复杂的国际关系不利于建立友谊。数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妮夫妇在一份杂志上发现了一封有趣的读者来信。无独有巧，这个读者，正是他们分别四十年的好友杰拉斯科娃。安妮夫妇飞往保加利亚，从此翻开了他们生命中新的一页。
从保加利亚回来，罗伊和安妮申请到“福布莱特学者资格”。福布莱特计划是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也是世界上声誉最高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之一。罗伊和安妮在他们七十二岁高龄，成为富布莱特计划十几万学者专家中的一员，奔赴陌生的国度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大学任教。罗伊教授美国法，安妮教授心理学。第一天讲课前，看着下面坐得满满的七十五个学生，安妮无比惊讶；“上帝啊，我是如此受欢迎”。学生们却说“哪里，是因为我们从来还没亲眼见过美国人。”安妮夫妇的教学必须依靠翻译，他们和翻译的配合也由生涩到默契。两个月后，1989年6月，他们回到美国，罗伊原
计划要去中国上海授课。但当时中国局势变化不定，他们决定回到保加利亚继续任教。这次的经历也很愉快，教学计划顺利完成。返回美国时他们并没有料到今后会与索非亚结下不解之缘。
第二年某一天，安妮在波士顿家里接到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打来的电话，问她是否有兴趣去开一个社会学科，教授如何与在押犯谈话。安妮自然很高兴地答应下来。夫妇俩再次奔赴索非亚，这次是在新索非亚大学—保加利亚第一所私立高校。安妮这次的讲学非常成功，不仅参与者踊跃报名，并且人们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一所针对社会工作的医学专科学校。三年后，在安妮夫妇的热心帮助下，学校成立，并且由安妮为他们设制了主修科目。直到2002年，从七十二岁到八十五岁的十三年中，罗伊和安妮已经十四次访问了保加利亚。这是一串普通的数字，也是一串惊人的数字。
“在那个尚且有威胁的日子里，那里的保加利亚朋友待我们亲切如己”安妮说“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友好，通常很重家庭，但也愿意接受他人的热心人们”。罗伊用了三年时间，在九十岁高龄完成并出版了《退休后的富布莱特计划》一书，详细描述了他们在保加利亚的经历和他们之前的经验。因为他们的杰出贡献，前年安妮和罗伊得到
美国政府“福布莱特学者”年度最高荣誉奖。
在安妮和罗伊的字典中，你找不到“退休”这两个字。九十多岁高龄仍然穿行在不同高等院校之间，有时去听讲座，有时去授课。安妮指着车窗外一座高楼对我说“左面那个窗口就是我当年的办公室”。工作使人美丽，安妮热爱自己的社会学专业，和人相处是她的专长。罗伊它可以把世界各地给与的人也会得到快乐即使我们一同在哈佛校园古色古香的咖啡厅里用午餐，安妮和罗伊饶有兴趣地和这里的年青学生倾心交谈。“我们参加同龄朋友的葬礼比生日庆祝越来越多”安妮很坦然。他们睿智、幽默和充满活力，和许多年轻的朋友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麻省理工学院，罗伊带我参观了他授课的匹柯夫学习和记忆
研究所。在这里罗伊讲授关于人脑记忆功能的专题，在九十岁时他开始编写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新书。出门时我们遇见一位身背双肩包，牵着一条狗的女士正要进去，我便请她为我们拍张合影。罗伊站住又和她聊了一会儿。后来知道她是南西·坎维舍教授，已经是在这个专业领域很有贡献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波士顿有六十多所高校，在这里有各种有趣有益的讲座，只要你有时间”，跟着安妮和罗伊这两个特级导游，我看到了另一个波士顿。
晚上安妮
请我和朋友在他们的老年公寓用餐。许多和他们一样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老人在这里安居，“这些都是这里居民的作品”安妮指着墙上很现代的一排油画对我说。原来的画家在这里学音乐，音乐家在这里学绘画，数学教授学做诗。明亮的走廊上时间表排得满满，参观博物馆，访问历史古迹，做瑜珈，学舞蹈……在这里你看不见孤
独和寂寞，处处洋溢生活情趣。“二楼才是需要照顾的老人，我们是自由的”安妮很庆幸也很自豪。餐厅有大有小，罗伊说今天我们去小餐厅，是很纯正的意大利自助餐。刚坐下不久，就听见罗伊在那面似乎和谁有了争执，“岂有此理，我还没到这个时候呢”罗伊把一碗牛尾蘑菇浓汤放在桌上，嘴里抱怨道。原来这里的服务生怕热汤烫着老人，要为他服务并且告诉他这是上级给他们的规定。
“人们都说我们既年长又年轻”安妮很满意现在的状况，尽管她已经有过脊柱和心脏等几次大手术。用餐后，她放下拐杖，双手扶着护栏，在十层台阶上下走了两趟：“这是我今天睡前最后的锻炼”。罗伊也在去年刚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但是他从未停止工作。他和安妮都有自己的计算机和工作台。“我们希望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多有用的启迪”现在他已经开始为半个月后关于人脑记忆功能的老年讲座备课。
“能够帮助别人，是我们取之不绝的快乐源泉。”或许，这正是九十多岁的安妮和罗伊生命之花美丽常青的秘密所在。
2010-05-07
01:52: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