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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篮
在民族灾难深众的1939年的一个深秋的夜晚，战将陶勇奉命率领主力四团一部，从茅山下，横穿铁路、飞越长江，利刃似的插进敌人占领的苏北天长、六合、仪征、扬州敌后与日寇作战。这，马只一匹、人不满三百的部队，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既有电台、卫生队，还有仅五个人的政工队——这就是23军文工团最初的摇篮。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也就是后来威震华东的三野23军前身。
部队作战地区，沿江为日寇所陷，后方为国民党统治，我们就在这夹缝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政工队随部队行动。没有根据地，吃饭用银元买，找向导得找保甲长派，一天一转移。逢集借条板凳往街上一站：“同胞们，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然后，在墙上刷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之类的大标语。当地不仅有县政府，乡公所，还有枪炮齐全的正规军独立18团；而且每个乡至少有两三个胡占奎式的游击司令。
为了战斗的胜利，我们政工队五人，被分派到各乡当了我军办事处代表。搞情报搞兵运，还拿着第五战区司令部的文件，组织农旧会，搞二五减租。我分配在扬州北的谢集乡。那时只有十五岁，个头不矮，神态却不象大人。为此，陶司令在有县政府特高科长和乡长设的酒宴上特别交待：“你们数一数我这位小同志身上有几根毫毛，少一根我找你们算帐！”吓得科长乡长赌咒发誓以生家性命作担保。
当时我既不知天高地厚又好大喜功：领贫农向地主借稻种遭抗拒时竟动手煽了地主一耳巴；组织不脱产自卫队，我竟收缴了地主私枪、拉杆子立起了队伍。要不是陶司令亲自出马营救，当天晚上地主武装就会要了我的小命。真悬！
部队接连几次对日作战后发展壮大了，成为敌伪胆寒的苏皖支队。政工队也翻了几番，拥有男女二、三十人的阵容。队下分民运、戏剧两股，我被宣布为戏剧股长。在部队整训期间，政工队曾演过戏。那时最简陋的演出：既无面幕天幕，四条军毯往墙上一挂算数，一盏发疟疾似的忽闪忽闪的汽灯吊台前。演的是活报哑剧，现从司号排借来六七个十二、三岁的小号兵，每人胸前背后都贴有“东北”、“华北”、“华中”、“华南”醒目大字条，默然蹲在舞台一角，一挎洋刀的日本鬼子，伸长魔掌走上前来，一弯腰，将“东北”抱过一边，接着狞笑声中又将“华北”抱过去，正待抱“华中”时，“华中”蓦地站起，接着“华中”、“东北”、“华南”皆愤然跃起，一起将鬼子打翻在地——在这节骨眼上，立在台角的政工队长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下军民观众也愤然高呼——就这‘人手刀口’简单明了的活报哑剧，演出效果居然是群情激愤，唤起了民众，第二天就有人投军。
40年初秋，苏皖支队以数千人队伍浩浩荡荡东进，投入了有名的葛村战斗和黄桥决战。政工队全体男领担架队、抬伤兵、送子弹；女去包扎所护理伤员。
黄桥决战后，部队又发展壮大为江北新四军第三纵队。政工队也鸟枪换炮，改成战地服务团，调来石灵同志当第四任队长。部队整训时演过几个独幕话剧，其中有名剧《兄妹》，内容是：一日军中尉在慰安所巧逢其胞妹，悲愤中用手枪击毙其妹，然后自杀身亡——队里七八个女同志倾巢登台。被公众私下称为美女的周健演妹妹，我演中尉。日本军服是缴获的，而日本和服却是土造的，用借来的各色绸缎被面，竖用别针，横用带子捆扎而成的。囫囵看到蛮象模象样的。队里女同志真是巧姑娘做了无米之炊——人的聪明才智在困境中才能迸出火花。十八岁的姑娘一朵花，当初登台亮相的明星周健、顾俊、闻俊如今都已成了年高八十的老祖母了，光阴似箭，犹如梦幻。
部队东进的途中，我奉命调到江北指挥部服务团（即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二队），离开了哺育我成长的摇篮，可爱的苏皖支队。当时心情非常沉重，象稚子离开母怀那样，泪流满面。
《同志，你走错了路》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三纵（苏皖支队）改为一师三旅，转战大江南北。
抗战胜利，“双十协定”后的军调时期，三旅扩展为华中一师，驻扎在如皋城枕戈待旦。三旅服务团改称师文工团，团长是游龙同志（我们曾是军服务团同班战友）。经他动员，我从3070团文工队副队长岗位上调到文工团当戏剧股长。
为了配合当前的“和谈”政治形势，文工团排演了《血债血来还》（副团长王世民写的三幕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四幕五场的大型话剧。是在县城剧场演出的，不仅仅有真正舞台，还有灯光布景，入世颇深而豁达开朗的演出组长吴联翔演敌方总指挥官，满口京腔，字正腔圆，博得好评。演出后的夜餐是阳春面一碗。吴联翔每次享用前总是再三叮嘱面馆阿庆嫂似的老板娘：“面要多，油要多，葱要多！”老板娘嘣脆地应到：“有数，三多！”于是，“三多”的浑号便由此而长存，我们都直呼“三多”而不呼其名，他爽朗答应，就象接受博士文凭那样兴高采烈。
师部不知从哪儿弄来电影放映机和一部苏联原版影片《乡村女教师》，是功勋演员玛丽斯卡娅主演的。我们文工团连看多遍，语言虽不懂，可意思全明白。
文工团是小知识分子扎堆、令人羡慕的群体，同时又是是非滋生之土壤。在排演期间，大伙都忙的如过节一般：任劳任怨的史秉汉在装台布景，美术组风神俊爽的恐飞和含蓄内敛年仅十三、四岁的小洪炉，在绘景作画，淳朴稳重的叶振华在忙置灯布光，情怀大度的殷重光穿梭在大街小巷借服装；笑语欢声，不绝于耳。这是年青人充满生命活力的热情释放，是美的呈现，也是自我价值铸造的必然流程。
但是，却有冷眼看世界的个别人，不知出于什么奇特的心态，总把别人的欢愉当作近似犯罪，象猫守老鼠似的严密观注周围动态，如：某小青年蓄了小胡子，大家都认为是艺术的“标签”而已，唯他居安思危，一副临敌的严肃，认定是“对现实不满！”——可见，无限上纲，非文革专利。
还有，不知是出于要洞悉别人隐私的欲望，还是自身特异功能的爆发，夜晚当别人都进入梦乡，而他的第六感觉却特别灵敏，连大门外狗打哈欠都能听见。“谁跟谁在桥边谈话两小时”；“她和他熄灯后一小时四十分才归营”如此等等，等等……，数据不亚于如今的电脑。俨然以道德完美的宪兵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道德完美的宪兵却在战争最艰苦的环境中做了宪兵不道德的事，等于一贯虔诚的教士突然把圣经踩在脚下，令人惊愕。
又如：团某领导为人忠厚，只是方法简单生硬，大家皆能谅解，唯他义愤填膺，慷慨呼吁：“不能把文艺政权交给法朗哥！”并在有组织部长参加的会议上公开提出，遭到部长的严厉批评，质问他：“文艺哪来的政权？”一下露了庐山真面目，原来如此这般呕心沥血是为了这个权字！真是“同志，你走错了路！”
“县太爷”的生死
六月间，七战七捷打响，文工团男当百夫长、带担架队，女做兰丁格尔助理、去包扎所。我被宣传部指派为新华社战地记者，配戴符号赴前线随投战部队行动。华中野战军在常胜将军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首战就获大胜，俘虏了大批敌人。我正在某村作采访时，被我原所在团首长一把逮住胳膊，他声音极热情，口气却没商量：“啊呀！你来的正好，我们要投入新的战斗，这批俘虏就交给你负责，送到俘虏军短训班去，辛苦一趟。”还没等我开口，他已命令列队的五个警卫战士：“你们听沈队长指挥。立刻行动！”
战争时期，军令如山，没办法，我只好勉为其难，收起采访小本本，执行命令。五个警卫战士五支汤姆生冲锋枪，加上我背的一支日本王八盒，就这点武装力量，确实有点底气不足，好在当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感觉良好。便命令百十号俘虏（一色排、连、营、团军官）编班列队，行军上路。
出村不远，就遭到敌机扫射，原因是有的俘虏硬是不作隐蔽，我胳膊挥了又挥，不起作用，还是人高马大的警卫班长，他一声怒吼，把枪拉上顶膛火，那俘虏贼似的溜进玉米地里。
飞机过后又遭受沿途村头小孩们的弹弓，土块袭击，真伤透脑筋！
没办法，他们太恨国民党了。
最伤脑筋的是吃饭问题，我磨破了嘴皮子，几乎说出了天女散花，老百姓就是不肯做饭给俘虏吃。最后，请出村里长辈才挨家派了饭。我就给俘虏们来了个就汤下面、现场直播（拿文革的词儿是活学活用），只讲老百姓之所以不烧饭的关键所在，没讲其他，搁在现在，我会讲一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类的哲学大道理的。
吃完饭，打张白条就走人，根据地办事就这么简单。
第二天上午才到达目的地——俘虏军官短训班。交接完毕，我和五个警卫战士都捏了把汗，万一这百十号俘虏半道暴动，那真够我们喝一壶的！当初之所以这么胆大，是根据地老百姓众志成城织下的天罗地网壮了我们的胆。
战斗象冰葫芦似的成串，一个接着一个的开展。鬼头街战斗我随旅部行动，因是指挥中心，便于采访。敌一百军被我军团团包围，在方圆不到二里的鬼头街大村里，两次突围都均告失败，我军将在今晚开始包饺子总攻。我以为指挥部定设在大屋里，铺地图安电话什么的，那晓得，彭德清旅长仅带两参谋两警卫就去了前沿阵地，距鬼头街五百米的小村子——这是敌人的突破口。
这小村被一片开阔地隔断，敌人用火力封锁着，只要人一露面，一串机枪子弹就扫射过来。彭旅长头一个趁机枪扫射空隙飞快冲过去，接着警卫参谋也冲了过去，动作快，一个也没伤着。我，堂堂战地记者不能装熊，硬着头皮，从地上跃起，屏住一口气，居然也冲了过去，因为太紧张，子弹响没响没印象。
到了小村，才发现扼守这老虎口的原来是娘家团的机炮连。指导员是我多年的战友张轩。战前每逢他连里杀猪，总是通知我去共享。连里的战士都认识我，因为我演过戏里蒋介石，故他们都叫我“老蒋”。
既来之，则安之，指导员领我从梯子爬上房顶，一目了然：村里每家房顶都铺着棉被，架着马克沁重机枪，三门迫击炮张着嘴架在稻场上；正前方的鬼头街，近在咫尺，村里敌人活动情况尽收眼底。
不一会，敌机就临空扫射，机炮连除了军事哨外，一律隐蔽在河边单体防空洞里。我人刚到河边，就听：“老蒋，来这儿！”；“我这公馆宽敞！”。腰圆膀粗的孔庆龙炮手钻出洞，不容分说一下把我硬塞进洞里，他三下五除二又在旁边挖了一个。那时的干群关系就如此亲切，令人永远难忘，终身怀念！
这小村，正面是敌人，两旁是开阔地，背后是一条河，真成了孤岛。天过了中午还不见开饭的动静，原来在后村造饭的机炮连炊事班，挑着饭菜过不了开阔地，已被撩倒两个。天黑时分，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近千人“呼”一下全涌进小村，集合在稻场上。机炮连列队位置在中央。炊事班长终于担着一担饭来了，是饭菜一锅熟的饭。指导员命令一二排先吃，三排和连部等第二担。我实在饿极了，没等指导员请便摘下腰带上的洋铁碗，在桶内挖了一大碗，原来是大米猪肉和合饭，真是饥饿最好的厨师，味道好极了！我狼吞虎咽几下就吞入腹中。
不知是营还是团指挥上的失误，还是太轻敌，人声嘈杂，还有手电筒光晃来闪去，一下暴露了目标，正面敌人排炮铺天盖地朝小村袭来，头三炮正落在机炮连方队中，接着又落六炮，炮弹都在人堆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哀声四起。小村唯一的河上通道又被担架和马匹堵塞住。姚副团长就在这通道上被炮弹击中，负了重伤（他曾是青年远征军营长，三次反顽天目山战斗起义过来的地下党）。他英勇善战，首战宣家堡，他率一个连就歼灭了敌人一个炮团。如不是负了致命的重伤，他会是个出色的将才。
集中在小村的部队在敌人炮击下，伤亡严重，炮声中，指导员张轩仍在整理队伍，却要我把伤员送往包扎所，他是有意借题来护卫我，这种长兄护小弟的手足之情只有人民军才有。
我领着十几副担架离开了仍在炮火轰击的小村。走不远又遇见一批担架滞留在公路旁村庄里，原因是敌增援部队已占领了如皋城，往南通的公路上敌人正在运动。这批伤员中还有营教导员孙海云同志也身负重伤（他也是我服务团时的同班战友）。近百人的担架队没有武装护送横穿公路是很危险的。正在一筹莫展时，如皋城郊一小队民兵路过，我把情况一说他们二话没说就承担护送任务。由于他们地形熟，情况明，趁公路上敌人运动空隙，几十副担架飞快穿过公路，平安到达野战医院。战时的军民关系就这样融洽协调。血肉相连。
四战四捷我才务了战地记者本职，在前沿采访一个敌排长，前两次他是负隅顽抗被俘，这一次是主动率全排火线缴枪投降。为此，我写了一篇《我又送枪来了》通讯，登载在当时的苏北日报上。
另外，还采访到一件新闻：鬼头街战斗，敌一百军全军覆没，其军长被活捉，大批俘虏中夹着一个着装非驴非马的如皋县流亡县太爷，此人做了俘虏还打肿脸充胖子，死乞百赖央求我们替他转一封信给韩念龙（韩是我一师政治部主任，军调时期以苏北我军参谋长的身份参加军调小组，在南通接见过这位流亡县长）。
该信内容很大言不惭，写道：“韩参谋长念龙兄：此次随军复员，不幸因军事失利而被俘，生死固无所谓，但不得不告知耳”。
分明是怕死求饶，捞救命稻草，却生死无所谓。此人真是“错把杭州当卞州了”。该信内容广为流传，引为笑料。
押一次俘虏，送一批伤员，挨一次炮弹，这是我在七战七捷中的三个一，每个一都很惊险，都很悬，但都有惊无险。这绝不是个人的能耐和造化，是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没有这，我们将一事无成。追昔抚今，如果情况发生在如今，人民还会这样支援我们吗？这是很值得我们感慨与深思的！
七战七捷后战线北移。来自淮南战场的刘德培副团长率领十几个文艺骨干充实了文工团阵容。记得曾排过《高树勋起义》话剧，没来得及演出就开始了“涟水战役”。我被调到一旅文工团工作去了。
二十三军文工团诞生在战争中，成长在炮火下，流过汗、负过伤、也牺牲了不少同志，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的青春是鲜血染红的，是值得后人引为骄傲的”。可是除了自费写回忆录外，名不见经传。文艺工作全凭领导层的观点好恶来打分的。比如，从苏皖支队成长起来的黄浩军长，他认为文艺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功不可没，应共载史册”。
但持不同观点的领导大有人在，如，我在十师就曾亲聆过政工首长训导：“你搞唱歌演戏文化娱乐（他一贯念吴乐）搞得不错，不过，这不是正经的政治工作。你做好思想准备，组织上会安排你到下面去搞正儿八经的政治工作的。”我听了象吞下一根扁担那样难受，五内俱焚！我文艺了这么多年，干的竟不是正经活！？
是载入史册抑或不是正经活，都无关紧要，我们都是为了宏伟博大的理想才投笔从戎的，不是入伙梁山排座次。
我们征途上既有激情的呐喊，也有苍凉的悲怀，而衡量生活的尺度是要看他给代留下什么。我们走过的路，历史将审视我们的足迹。
2001年3月15日写于合肥南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