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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已前我就喜爱我们部队中的侦察兵；那时，我在团政工队当宣传员。团部有个侦察排，是个出色的侦察排。我们政工队总共才五个人，行军、吃饭、住房子经常和侦察兵在一起。因而我跟侦察兵们搞得很熟，没事就要老侦察兵讲侦察故事。
老侦察兵们讲了许多侦察故事给我听，那些惊险而生动的侦察故事像神话似的印在我脑子里。但可惜，当时我没想到将来要写电影剧本，所以没有有意识地搜集这方面的材料。
渡江战役时，我中路大军三野部队某军曾在大军渡江前夕派遣一个侦察营先遣渡江。这个侦察营接受任务之后，十几分钟就突破了敌人所吹嘘的所谓长江“天险”，并胜利地和皖南游击队会师，以战门行动迎接了大军渡江。五一年秋天，我开始接触这材料，逐渐产生要写侦察兵这个念头，于是便进行全面地搜集材料。在搜集材料及其后的构思中，我得到了当时率领侦察营先遣渡江的领导人、侦察英雄幕思荣同志的很多帮助。他是个十几年的老侦察工作者，很喜爱文艺，曾经读过不少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他听了我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方法后，非常支持，并热心地、具体的给予帮助，把他十年来干侦察工作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谈给我听。他谈的既形象又深刻，无形中和我过去对侦察兵的一些生活感受相结合，因此，逐渐地在我脑中形成了吴老贵、小马、周长喜，杨威这四个侦察兵的形象。
初稿写成，几侦察兵的形象多少还有点像，但缺点还是不少，如李连长，作为这一作品的主要人物，性格就不够突出，虽然经过几次修改，但仍然写得没有力量；直到定稿为止，这一人物也正如有的同志所批评的那样，是“单线条的铅笔画”。
影片的人物和情节是虚构的，不是直接写的真人真事。但是，这个作品中的每一个情节都是有真实材料作基础的，是根据真实生活创造的。譬如刘四姐她的身世及她八年前和李连长所发生的一段恩情就是这样。因我在皖南江边搜集材料时，曾访问过几个渔船上的渔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渔船上的老爹爹、老奶奶、小姑娘们曾经冒过极大的危险、摇着渔船在黑夜度过了我们多少军队啊！皖南事变时，有的渔民为了抢渡新四军的伤员而遭到敌人的杀害。我是皖南人，并且在皖南参加新四军。在写作这一作品时，这些人物的形象，就不断地涌现到我的心头来，竟觉得非写一写这些有功於革命的渔船上的人不可。
此外，如果老贵、小马过江送情报这一情节也来源於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军渡江前夕，皖南铜陵地区有一个名叫赵邦根的游击队员，他是个出名的“水鬼”，曾将重要军事情报塞在盛蓝墨水颜料的小玻璃管中，偷越过敌人的江防阵地，划着捕鱼用的小木盆渡江，半途被敌人发觉，在弹雨中，他弃盆泅水，在江中飘流数小时之久，终于将情报送到北岸我大军某司令部。我曾经找到他，和他详细的谈过，并去实地观察过。根据这一材料就构成小马过江送情报这段情节。
整个情节的设计是经过多次的修改，这中间侦察英雄慕思荣同志曾经帮我分析、研究、批判剧本中的每一个细节的安排，情节的真实性与可能性，以及合乎不合乎侦察兵的斗争特点和规律。
写惊险样式的剧本，我是第一次学习，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得到首长和很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剧本发表后又获得很多同志热心的指教，使我对剧本中的一些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并且帮助我从一些不正确的道路上走回来，如最初我在设计时有些从形式上出发，认为写侦察兵非写出它的惊险不可，因此就过多地追求情节的惊险紧张，曾安排了一些不够真实不大合理的情节，这些情节后来都删去了。
以上所谈的只是我写作这一剧本时一些片断回忆。现在，影片就要和观众见面了如果它还能给观众以激动，我想这应该归功於导演和演员的辛勤劳动，他们大大地加强和丰富了这一作品。自然，对於现实生活来说，这个作品只能说是反映了它的一些片段，我们的英雄在生活创造了真正地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最近我到福建海防，曾经访问过一些海上侦察兵，在八月二十三号的那天晚上，海防部队某部的纪排长，就率领一股侦察部队越过一万多公尺的大海到金门岛古宁头袭击了敌人的守到部队，歼灭了敌人的两个班，捉回来一个俘虏。所以说，再困难
、再惊险的工作我们侦察兵是可能而且可以做到的。这个作品应该献给他们，献给那些在保卫祖国、保卫和平事业中创造了奇迹的英雄侦察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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