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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父亲（一）
父亲走了，走得那样匆忙，我没能来得及再和他说上最后一句话。我总是在想，如果我早些天赶回去，如果我不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如果那次我就留在父亲身旁…。令人伤感的是：人生经不起如果的沉重。
记得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那年回国探亲离家前。
父亲知道我们要走，早早地也起来了。家里人拿行李的，送行的都已下楼了，我却还不想走。到了父亲的房间，他坐在椅子上正准备洗脸，两只手浸在脸盆里缓慢地拧着毛巾。见我走进去，父亲停止了动作，用双眼看着我，虽然中风给他造成了语言障碍，可我知道他心里很清楚。我上去拉住父亲的手：“爸爸，我又要走了。我很快还会回来看你的，再回来的时候我可要看见你还是这样好好的…”我哽咽着说不下去了，而父亲也一反常态地默默无声地流下了两行老泪，家里人在催着不能误了车，我只有一边擦着怎么也擦不完的泪水一边对父亲说我很快还会回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在我面前流泪，也是最后一次。
后来接到家里打来的告知父亲再次中风住院的电话，我已经准备回国事宜。听起来好象还不那么严重，心里想着还可以在父亲清醒的情况下拉着他老人家的手说爸爸这次我可以在家多待些日子，我们可以好好地说说话了，我不着急回去了。我把要给父亲买的东西写在纸条上准备去采购。那天深夜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使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父亲走了，家里人谁也没想到父亲走得这么突然。白天父亲认出了几十年没见面的老战友，大家在他床边说笑他很开心。二姐是我们几个孩子中最后一个离开父亲的。她从家里带去了自己做的饭食，父亲吞咽不顺畅，但他还是努力克服尽量多吃一点。二姐说：”爸爸，我走了，明天做好饭再来看你。”父亲清楚地答应着：“好！”没想到当天夜里父亲就和我们永远诀别了！等我们千里迢迢赶回家，已是人去房空，在父亲房间看到的竟是父亲的遗像了！照片上穿着棉衣戴着围巾神彩焕发的父亲在向我慈祥地微笑。我想起来，这是从我和父亲母亲的一张合照上选出来的，也是父亲二十年的冤案得到平反的时候，父亲终于又重新拿起了笔。母亲在极度悲痛中仍然保持了她临危不乱的素质，选择了父亲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一张照片。
这次回家，我和二姐将父亲的遗物都整理了一遍，在整理过程中，才发现其实自己过去对父亲的了解真是少之又少。
父亲遗物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书以外，都放在他使用了多年的老式红漆书橱的两个旧文件夹和几个牛皮纸文件袋里。一个是几十年前在南京军区文化部工作时的草绿帆布夹，另一个是他平反以后参加全国作协开会时发的人革包。显然这两样东西对父亲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原来父亲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有时我们要和他一起照像，让他换件衣服他嫌麻烦，让他刮胡子他嫌费时间。他的书桌上似乎总是东一堆西一摊，从来没有齐整过，有时我们觉得太乱想帮他整理一下他就会说整齐了我东西就找不到啦。
现在才知道其实父亲才是我们家最有条理的人。我们搬了许多次家，父亲也搬来搬去不知走了多少地方，可是他五十多年前的个人履历表，剧本手稿，小说手稿，理论文章手稿，读书笔记，日记本，个人和运动的大事记，当编辑时给作者的回信，还有父亲当年采访积累的许多资料和地图…一本本，一张张都理得整整齐齐，按年代顺序夹在里面。还有一个父亲曾每天去诊所打针用的维生素纸盒，里面整齐的放着两支圆珠笔，一红一蓝，有一支裂开的笔套还用胶布缠上，一支旧钢笔和半截铅笔。这里面有的是我们用过了不再想用的。我心里一热，这就是父亲这个资深编辑用来改过千万字稿件的笔！
过去我们只知道父亲总是在写却不知道究竟在写什么。现在我才完全明白。
作为长篇小说编辑的父亲，只要拿到小说稿，不管是无名小辈还是名作家他都一样看待，仔仔细细改稿，认认真真回信。每稿必改，每稿必复。尤其是对新作家，虽然稿子不能采用，但他也全部从头看到尾，还在信中将他认为写得精彩的片断摘抄下来鼓励作者继续努力。那时虽然已有复印，但还不普遍，父亲就将每一封给作者的回信再抄一遍，写上寄出日期，以作备用。那都是十几万字或更多的长篇小说，要耗去父亲多少的时间和心力呵。
父亲一边顽强地和癌症疾病做斗争，一边认真地看稿改稿，这从他给作者的信中可以看到：“…因为我近来身体状况不好，需经常去医院诊治，手头还有其它需出版的书要编，又因您的来稿字迹潦草，字体也太小，不能连续看两小时以上，故这个长篇看看停停到今天才看完，请原谅。先寄上改过的手稿…”这是写给一篇离发表水平还差的很远的初学者写的回信。看着我所熟悉的父亲清秀整洁的笔迹，想象着父亲那埋在满桌的似乎杂乱的书稿堆中－其实父亲在同时做好几件事情－孜孜不倦的背影，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觉得打开的不是父亲的文件夹和文件袋，而是走近了父亲的内心世界，我觉得从来没有离父亲这样的近。别人说父亲从不为自己索取什么，只是给予。大姐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父亲是平凡的，也很伟大。就像一根蜡烛，父亲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虽然父亲在世的时候没有机会对父亲说出我们的心里话，但我想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听见女儿的倾诉。
那天追悼会上来了许多人，父亲单位租用了最大的告别厅。在鲜花丛中，我第一次看见重新穿上了军装的父亲，安祥地躺在鲜艳的党旗下。就像悼词里说的:“父亲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带着他对党的一颗赤胆忠心和不懈追求了一生的信仰坦坦荡荡地走了。”参加追悼会的百十号人中，有一位军区派来的警卫员，奉命专程给父亲送来最后一套上路穿的新军装。他擦着眼角的泪花对身边的母亲说：“我曾经参加过无数个首长的追悼会，这样的悼词，这样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亲历。”
父亲一生坎坷，几度病魔缠身，但他活得顽强，活得有价值。
波士顿大学的一对社会学和法学教授夫妇，因为采访曾经到家里和父亲长谈过一次。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给我们写信说：“你们应该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他是一位彻底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父亲在任何困境中都没有放弃自己执著的追求。八十年代的平反，恢复了他中断多年的党籍，父亲欣喜若狂，而对其它的不实之词他则淡然处之。当他最终离休走下工作岗位，一本优秀共产党员的证书让他心满意足，此生再无他求。
回顾父亲的一生，理想并不是一种虚渺的感情寄托，而是他人生的重要动力。母亲告诉我，被冤屈的日子里，父亲从降级后削减了一半的工资中每月拿出原来的数目珍藏在一边，希望有朝一日补上缺交的党费。以后无论经济上多么困难，都没有动过这笔钱。
因为父亲的政治阴影，当年哥哥参军政审不过关，大姐在校不能入党，二姐不能进外语学校读书。哥哥用手在铁锅上割破了写血书，表示决心请求入伍。血流的少，他就在锅边上割了又割。父亲在一边看见很心疼，劝他不要这样。哥哥赌气地回答：不这样又能怎样。父亲事后对哥哥说：“为了中国的今天，千千万万的好青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不是傻子。比起他们，我们还有什么不能付出的呢？”
自从少年时投笔从戎，父亲九死不悔地默默付出了他毕生的一切。
父亲给了我们宝贵的生命，也真心地疼爱我们每一个孩子。命运的坎坷，使他无法给我们更多的呵护，但他始终关心我们精神上的成长。父亲在他病危的时候要母亲转达他给我们的遗嘱：“我一生清贫，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只有一句话，要他们千万不要埋怨党。”死神的威胁他坦然面对，他希望我们成为目光远大，充满自信的强者。在这里，我写下后悔没有来得及对父亲说的话：“父亲，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给了我们宝贵的生命，感谢您给了我们做人的坚定信念和理想，这将成为我们的终身财富。”
2002年德国初稿
走近父亲（二）
小时候很少看见父亲，因为他长年工作在外地，家里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一起生活。对父亲最初的印象只能从家里影集中父母的合影上得来。那时正当年的母亲青春美丽，佩军衔的父亲英俊潇洒。那时还没有我，到了我懂事以后为什么家里没有别人家那种欢乐的气氛，什么时候父亲离开了部队到外地去，对于当时小小的我来说根本弄不清，母亲也几乎不和我们谈论父亲。只知道父亲是从事写作工作的，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姊妹中唯一的男孩－我的大哥对我们来说也和父亲一样陌生，只有放假的时候他才从上海爷爷奶奶家来南京探亲。
父母在华东军区文化部创作组宿舍（1950）
（摄影：吴印咸）
那时家中生活拮据。老百姓常说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可是大姐也没有什么新衣服穿，更不要说我这个最小的孩子。唯一有盼头的就是过春节，或许会有一件新棉衣罩衫，要么就有一双新棉鞋，最不济也会有一双新的棉纱袜。家里桌上会有糖果瓜子苹果等着客人来拜年。大人可能都想过年的时候热热闹闹人来人往，而我对着这满桌一年只有一次的食品却想要是谁都不来就好了，桌上的糖和水果我们就可以自己留着吃了。过年是全家团聚的时候，可是我不记得哪一次过年有父亲和全家在一起欢度的气氛。
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们家的灾难也重新到来。
在学校，我们要填写各种表格牵涉到家里人的政治状况，母亲这才简略地跟我们说一些有关父亲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其实乌云早已笼罩着我们全家，只是因为我太小不知其中究竟。父亲当年因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军籍党籍和降级的严历处分，从此遣送到外地。那时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的母亲仍然年青美貌有才干，但她没有在父亲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弃他而去。母亲看重的不仅是父亲出众的才华，更是他正直的人品。母亲成为父亲当时唯一也是有力的精神支柱。正是从那时起五岁的哥哥送到了上海爷爷奶奶家抚养。而母亲也因此由市委下放到街道工作。我们则每次在填写表格时都要很压抑地写上“摘帽右派”这段已经成为历史的历史。
政治的原因自然导致了经济的后果。我们那时的伙食中几乎没有荤腥，记得我们最常吃的菜就是萝卜条炒雪菜和煮黄豆，说是炒其实只有一点油花飘在面上，姐姐说父亲的来信中说黄豆中的植物蛋白可以替代动物蛋白。我对野菜的认识也是从那时起，外婆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教会我们认荠菜，马兰头，枸杞头等。面对着鲜嫩的野菜，我们做着鲜美的梦。而常常回去以后因为缺油少盐水煮一锅吃起来胃里直泛酸。但是下一次还是会兴高采烈地去。到野外去挑野菜对我们来说既是改善伙食也是心理疗法。因为在大自然中我们会暂时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了家里唯一的依靠－母亲已经去干校，留下我们三个孩子独自捱过一个个苦涩的夜晚，忘记了那些顽皮孩童从窗玻璃砸进来的砖头石块以及同时传来的种种辱骂和恐吓。我们面对的是向我们张开怀抱平等待人的大自然，在野外我们贪婪地呼吸着虽短暂却新鲜自由的空气。
记得有一次要好的同学让我去她家吃午饭，在她家有我们家桌上从来也看不见的梅干菜烧肉。她的父母是几十年的老工人了，填表的时候她和其他同学都很自豪地写上工人，贫农，革命军人等。有时我也会想为什么我没有一个提起来理直气壮的工人或贫农的父亲呢？我们的头顶上似乎永远笼罩着一块拂不去的乌云。过着家里没有父亲的日子，但那时的我好象也没有那样想念过父亲，甚至不能排除心里或多或少还有过埋怨。
现在才知道那是因为我太不了解自己有一位什么样的父亲。那些荒谬而又残酷的政治运动分散了多少家庭同时又扭曲了多少人间的至亲之情！直到那年城市疏散人口，我随父亲到他下放的苏北农村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后才对父亲开始有了一点认识。
父亲在那里住的房子其实只是生产队的公共场所，也就是社员开会和存放工具的地方。墙是用黄泥砖坯堆起来的，屋顶是用黍秫秸和茅草搭成的，真是刮风透风，下雨漏雨。中间是一张旧的八仙桌，还有两条摇摇晃晃的长板凳，烧柴的锅灶就砌在屋角。这里既是社员开会的地方也是存放工具杂物的工房，平时就是我们的家了。本来是一大间，后来用秫黍秸隔了一下，那窄窄的一条就成了夜间休息的地方。我们的伙食常常缺油少盐，三分之一的碎米三分之二的碎高粱就咸菜。有时父亲说我们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了，就让我去供销社买来农民自制的豆酱，父亲用酱和买来的小草鱼放在一起煮，没有姜没有葱，更没有油，甚至连盐都很少，起初我觉得小鱼太腥刺又多，父亲说鱼里有很好的蛋白质非常有营养，后来我也觉得吃起来很香了。艰苦的生活使我和父亲之间缩短了距离。父亲对我说，他十五岁参加革命时就是在苏北，对这里的农民他是有感情的。
原来让他到那个人烟稀少的盐碱滩上去从事重体力劳动是为了惩罚父亲，但他却以此作为了解观察中国最普通人民生活状况的机会，更看成是为他们服务的机会。他白天下地劳动兼做保管员，晚上教农民学文化，夜里还要编写材料帮助社队宣传好人好事。他对谁都一样看待，大人孩子都是他的朋友，但他又坚持原则，只要是集体的东西，用当地村民的话说，“一根草也拿不走”。而我们自己家的东西他却慷慨大方让农民拿去使用。尽管我们自己很拮据，父亲还是常常拿出他那降级以后仅剩的微薄的工资来接济当地农民。后来父亲因患癌病住院，听说乌龟治癌，村民们千里迢迢背来了整袋的乌龟供父亲治病。直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只要提到父亲，当地认识他的村民都会说“老周，好人哪！”
那时的我虽然还在上小学，就已经知道帮父亲分担些事情了。最忘不了的是有一次父亲去大队部，有两晚赶不回来。我独自一人躺在四面穿风，又湿又冷的茅屋里，看着透亮的墙和屋顶，听着荒地里冷风呼啸，心里不能不害怕。但想到在南京时也是只有我们自己，现在爸爸暂时不在，我就是大人了。想到这里我又爬起来，将八仙桌又顶在碗口粗的门杠的后面。农民大爷送给我的两个鸡蛋我留着等父亲回来一道吃。看见家里收拾得干净齐整和桌上的蒸鸡蛋，父亲高兴地说：“我的小女儿真能干！已经会管家过日子了。”
其实烧饭洗衣这样的事还在家里时我就已经学着做了，但是烧茅草大灶，用灶膛灰代替肥皂，对我这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个考验。还记得数九寒天，到塘边砸冰取水。冬天的棉毛衫本来就厚，打了补丁就更难洗了。可是我当时倒没有觉着那么苦，或许是在家里就开始吃苦了，或许因为那里的环境虽然物质条件差，但是周围的农民和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的那份朴实真诚的情感使我感到温暖，或许，是因为有父亲在身边。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和父亲单独在一起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使我对父亲有了第一次清楚的认识－父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好人，尽管他还是摘帽右派，我却不再因为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沮丧。或许是因为父亲太忙，或许是因为我年龄太小，我始终没有机会向父亲问他自己的看法，也没有机会把自己的过去和到苏北以后产生的想法告诉父亲。
由于父亲日夜工作过度疲劳，生活上很艰苦，常常一锅红薯就是全天的伙食，长期饮用的又是屋后小水沟里的盐碱水，出现了血尿也没有及时得到检查，使得本来就差的身体终于垮了下来，一年以后病情加剧只有回宁治疗。但是那个荒唐的年代“摘帽右派”连住院治疗的权利也是没有的，还是在母亲的四处奔波下总算把父亲送进医院，诊断结果－透明细胞癌晚期。主治医生认为病人通常只能再活几个月。
母亲是最了解父亲的，就要求医生从一开始就向父亲公开病情。父亲以及其乐观的态度非凡的毅力与病魔开始了生死较量。他钻研医书，走访病友，配合医书摸索出一套中西结合的治癌方法。再难吃的药，再痛苦的疗法他都能忍受。有一种非常痛苦用麝香作药引的温灸疗法，火烧穴位发炎化脓以增强全身免疫功能，抑制癌细胞的扩散。父亲胸口和上下肢五个穴位接连烧了近两年，又多年坚持静脉注射大量维生素，同时尝试各种气功等健身疗法，癌细胞得到了有效控制，父亲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记得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一天午休，学校党支部书记来找我，给我看了南京军区关于为我父亲平反，认为父亲五七年写的文章是正确的，右派属错划，同时恢复他的军籍党籍和原级别的文件。当时我已有了农村插队的经历，相对地要成熟多了，和父亲的共同生活，父亲和死神的成功搏斗都让我不再在乎父亲那段对我们来说乌云笼罩的历史，但我想到了父亲。一九五七年之前正是父亲创作生涯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的各种作品屡屡得奖，家里所有的中外名著都是他用当年写作的稿费购买的。二十一年的冤屈埋没了他的创作才华，二十一年后的父亲会怎样对待这个来的太晚的平反呢？
平反后父亲调回南京从此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家庭离别，被分配到出版社从事长篇小说的编辑工作。迎来了残冬后的春天，父亲每天坚持吃抗癌药，很早骑车去公园做气功，然后去出版社上班。但是编辑的工作是繁重的，而父亲又是一个对工作极为认真的人，小说稿到了他的手里，总是细看细改与作者再三磋商，常常还要到外地走访。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住在外面，很少有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回去的时候他也常常出差，或者忙着灯下改稿。我们还是没有谈心的机会。父亲先后编辑出版了数十种图书，约几百万字。当时有一阵社会上流行出版武打言情通俗小说，有的历史和严肃题材的就受到了冷淡。父亲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为帮助改进出版社的工作，他先后不辞劳苦，做了四个出版社工作的社会调查，他们出版社成立以来的长篇小说和文艺理论出版品种与册数对比的报告以及其它考察报告，以此说明健康向上的主旋律也并不影响出版社效益。
后来因为出国，和父亲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少了。加上每次回国探亲都来去匆匆，那时父亲虽然已经离休但还是作为编外人员去出版社帮忙工作。父亲很愿意听我们说些国外见闻，并用他看电视听广播得到的信息和我们交流。经济，文化，政治谈起来精神百倍，从前我很少看见父亲这样健谈。那时我们经济条件还不允许，但我总在想父亲读过那么多外国文学名著，比我们更早了解国外情况，将来有条件时一定要把父亲接到国外来看看。可是父亲92年起始患中风，病情逐年加重。我们的条件虽然改善，但父亲却不能远涉重洋了。这个愿望便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2006年德国修改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