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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历中国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人点滴
那还是二十一年前，一个六月的上午。江南的浓绿早已在蝉鸣虫吟中覆盖了整个南京城，但是几条中山路上宽阔的梧桐大道却仍然遮不住石城潮湿的闷热。刚送走了一批斯密森学会组织的博物馆考古团队，一面忙着填写工作汇报表，一面准备下一个医学考察团的资料。不大的办公室桌子靠桌子坐了六七个人，虽然挤了些，但是任务时间不一样，各人忙各人的，也还井然有序。
“你先把这张表格填了，上面等着要。”科长走过来递给我一张表格。那时要填的表格很多，除了每次工作程序，还有申请入团，入党，晋级，住房，结婚，生育等等都要按照规定填写不同的表格。但是眼前的表格却很奇怪，从来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过。上面需要填写某天某日和某人接触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能回忆起来的有关这个人的所有细节。这个里面只有一行字对我来讲是熟悉的，就是那个旅游团的名称。
那是一个我不久前刚刚送上飞机的一个团队。
“为什么要填这种表格？”我觉得十分奇怪，因为即使是尼克松的法律顾问走后也不需要填写这么详细的表格，这是在接待了所有重要和不重要的团队后第一次有这样的要求。
“死人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死法。大概是中国首例发现。”科长说他也是同样诧异，上面下达的任务，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调查清楚后上报到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Aids”这个陌生的单词。第一次知道这个病的全称叫做“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那时还没有艾滋病的中文翻译。留在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参加进来讨论，
小胡是年轻人中很活跃的一个爱学好问的小伙子，
他从和美国客人的接触中了解得更多。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一种不治之症，病毒破坏全身免疫系统功能，最后导致死亡。
我开始回忆不久前的事情。我和另一个同事去机场接团，记得当时带队的团长告诉我团里有个客人可能病了，根本不想吃饭，可以取消他用餐名额。我告诉他晚饭来不及了，明天可以取消。第二天上午去了中山陵，两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到了，所有的人都回来上车了，数来数去还缺一个人，团长说他去找。过了一会儿，一个小个子，皮肤黑黑。头发黑黑的男人和他一道回来了。团长说就是他不要吃饭，还告诉我他是阿根廷人。下午他没有跟团，我也留下来安排晚上的活动。顺便去宾馆看望他，那次是安排在南京饭店。我去看他的时候觉得他的脸色很不好，发暗。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喉咙疼，胸闷。我以为他是病毒性感冒，就说我陪你去医院看看，那时南京的工人医院有专门给外宾看病的部门，常有临时看病或住院，甚至开刀的都很快就出院了。
他赶忙回答，不用，不用，我自己知道，没关系的，休息一下就好。我说中国人讲药补不如食补，如果不需要看病你还是应该吃点什么。他答应可以吃东西，因为他很想在第二天去西安时有力气坚持。他告诉我长城是他的一个梦，现在实现了，西安也是他一直向往的城市，明天也要实现了。我去了宾馆厨房，给他安排了清淡的午饭。听说他让餐厅服务员送到房间。记忆中他声音很轻微，人也很客气，喜欢照相，就是在宾馆也不停地挎着相机在开满芍药牡丹的院子里照相。
后来才知道他刚到西安就被送进了医院，根本没有来得及去秦俑。很快又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不到三整天就不治而亡。还听说他来中国前已经写好了遗嘱，多半是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我们填表后就接受血液检查，又被注射了防疫针剂，尽管说是不治之症，这个防疫也让人说不出道理，所有和他间接接触过，包括餐厅服务员，旅游车司机，能查到的同机，同车游客都采取了当时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他住过的房间，用过的被单浴巾，也在可能想到的范围内作了处理。尽管有的在今天看来并非有效。
当时对艾滋病的陌生，让我们少了些恐慌，多了些担心。二十年后的今天，艾滋病蔓延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无论是恐慌还是担心都不足以解决这个人类的死敌，而相对的防疫措施逐渐出台，药物也越来越多地给艾滋病患者带来希望。
熟悉不再产生更多的恐慌，在这个世界艾滋病日的初冬，从五湖四海那些飘扬的红丝带中，隐约可以看见未来夏日里红牡丹
的娇艳和鲜亮……
写于2006/12/1全球艾滋病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