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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阅“中国监察”2005年第19期，见到一篇文章作者署名“郝世保”，颇为惊喜.
“是我认识的那位郝世吗？”六十多年前我在新四军文工团当小文艺兵，常见到一位记者背着高级照相机走来走去。陈毅军长召开重要会议时，我给会议点汽灯，他就举着照相机对镜头。文工团和新华社前线分社都是属野政下属单位，行军一块走，宿营村挨村。有时我们演出他来拍照。夜晚行军时就他拿着洗好的照片来送给我们，跟我们边走边聊，为爱照相的人作些指导。他拍的照片常在报纸上见到，按今天的话说，已是位“知名人士”。我还没到可以跟他闲聊的年纪，但常跟在后边旁听。对这位知名人士的印象是谦虚热情，精明能干，似乎军风纪稍差一占，有时不打绑腿，有时风纪扣散着。
读了“中国监察”上的文章和照片，我确信就是那个郝世保！半个多世纪后，见其文章的精气神不减当年，由衷地高兴！
由此就联想起一串往事。
郝同志这篇文章，写的是1939年八路军115师进入山东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梁山歼灭战”。那年我八岁，父亲在天津铁路上做工。我在天津上小学。表面上看，我跟这一仗全搭不上界,而实际上里却暗中决定着我的命运。我的故乡在山东。这次战役后，115师就在山东立稳脚根，开辟了抗日根据地。而两年之后，我父亲失业,全家回到故乡，我就在根据地受到了“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思想教育。十二岁时有机会参军当了交通员。
交通员是军人，但穿便衣.我跟随站长作敌工工作;,为我军传送情报；带过路的干部穿过敌区；最令我终生难忘的是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它使我一夜之间长大成人。
反扫荡中，我军伤员很多但缺乏药品。还有一位营长，右腿被鬼子炮弹炸断，来不及撤退而被俘.，押进据点后再没有消息。这天站长高凤林同志把我叫到屋内，小声问我：“据点里那个汉奸区长,是跟你一个村的人吧？”我说：“是。都姓邓。按辈份我得叫他三爷爷。”站长问：“你对他情况有多少了解？”我说：“听我爸爸说他当过东北军。东北军败出关外时他没跟着去，跟几个人跑进山里拉起了杆子。抢了些钱后回山东作起生意来了。鬼子来了后，他怕因当过东北军被杀被抢,，花钱买了区长当，为的是保命保财。”
站长说：“要是派你进据点给他送封信，你敢不敢去？”我说：“敢。”他说：“这是对你的信任，也是对你的考验。你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完成任务。”我说：“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他说：“到了那儿，找没人的时候把信交给他，最好争取在据点住一两天，顺便打听那位营长的下落？”
第二天，我按站长指示,换上天津带回来的学生服，背上书包，来到据点围子墙外。这里有两个围子。西边一个很大，是土打的墙，墙外围着铁丝网。原来是个小村，汉奸队把村民赶走，改成了据点，里边驻的汉奸部门；东边半里路远有小围子。全部是新修的红砖墙，围着墙一圈是水泥打的护城壕，壕后边岸上是全新的铁丝网。专驻鬼子兵。我我走到大围子门前，一个站岗的伪军端起枪冲我咕道：“站住！上哪去？”
我说：“是区部！”
他问：“你是哪来的？”
我说：“邓庄……”
正说着，忽然身后远处有人大叫了声：“喂！”小孩的！“我顺声音看过去。十步外站着个日本兵，手里拿着枪，脚下放着个军用皮包，向我招手。我跑过去用日语问他：“什么事？先生。”他瞧瞧我的校服说：“你会日本语,不是这里人?”。我说：“我从天津来这里看亲戚。在学校学的日语..”他点头说：“那好。你帮我拿这个包一起进去。”那个伪军见鬼子过来,赶紧举枪敬礼，连问也不问我了。
进了围子才知道。这里边分成好几个大院。每个大院门口都贴着张纸条。什么“区公所””剿共班””税务所”等等.每个门口都有一个伪军站岗。进门后从最后边那个院子跑出几个穿长袍背匣子枪和穿短打背手榴弹的人，向鬼子又作揖又打恭满脸陪笑的叫：“军医太君，军医太君，今天怎么没通知您就来了。我们没去迎接，该死，该死！”有个背匣子枪的接过我手里的皮包。我见鬼子被众人围着往后院走了,就趁机溜开，找伪区部去。
伪区部院子很小，两边房子是办事人员，正房三间是区长的卧室兼办公室。一个比我大点的小勤务把我带进屋时，汉奸区长正躺在里间坑上抽大烟。看了我一眼，怠答不理的说：“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家没粮食吃了才想起三爷爷？”我说：“到前村看我姑去，我爹叫我顺便来看看你。”他说：“‘难得啊，咱邓家还有人敢来看我。你坐下吧.勤务，倒杯茶来。”
趁小勤务出门倒茶，屋中没人，我掏出信摆在他烟盘上说：“有人叫我给你捎封信。”
他朝那信看了一眼，懒洋洋地拿到手中，抽出信纸再一看，眼睛立刻睁大了，读了内容，立刻把信往衣服中一塞,欠起上半身来，正好勤务端茶进来了，他对勤务说：“你到门口放哨，有人来先报告一声。”等勤务出了门，他往前凑了一点，伸手比了个“八”，小声说：“爷们儿，啥时干上这个了？”我说：“我啥也没干，人家叫我带信，我敢不带吗？”他满脸笑容，口气也缓和许多：“你干啥不干啥，三爷爷我不问。有机会就给你三爷爷多美言吧。咱不是铁杆汉奸。这件事我尽快去办，一定去办,万一办不成，别怪罪我就是了，以后有什么要办的,尽管来找我。”这时他才问怎么进来的。他说这两天据点把守的挺严，一般人进不来。我说碰见鬼子医生，他叫我给他提皮包，就这么进来了，他点点头说：“啊。那是个鬼子大夫，来看病的。”我问：“鬼子大夫还给你们看病？挺看得起你们啊。”他撇撇说：“想的好！大鬼子给二鬼子看病，还有这便宜事？”他把头凑近我，对着我耳朵说“是给八路军的一个伤员看伤！原来关在鬼子跑楼里，问啥话都不说。鬼子拿他没办法，送到宪兵工作队来,说叫他们礼貌相待,不准打骂,只是关在地窖子里不许出来。还想叫他们问出个子午卯酉来。可到现在也没问出一句话。”
正说着到了吃饭时间。一块吃饭的有什么文书，科长，警备队长等人。伪区长把我拉到吃饭拉到桌前，介绍说：“这是我本家孙子，以后再来叫哨上的别拦他。”
吃完饭他说要我住一晚上再走。这样别人看着才象家人看望总，不象来办事的.这正合我的意，我还能不答应吗？没想到这一夜竟象作了场了终生难忘的恶梦。
伪区长跟汉奸们晚上在他那屋里打麻将,叫我住在西厢房文书的屋里.那屋里也有个炕,可以住两人.西厢房北墙高处有个窗户。我进屋后不久就听到窗外人声嘈杂,等我躺上炕吹了灯,发现窗外灯光贼亮,而且吵闹越来越大..我好奇的踩着凳子站上去往窗外看.原来那里就是白天我到过的那个伪宪兵工作队，院里树上挂着个汔灯,屋门口放着八仙桌，有三四个人坐在桌前喝酒,其中有一个是穿日本军装的鬼子兵。
院中间摆着一条长板凳，一个人被仰面朝天帮在凳上，唯有头部爷放在凳子头外。同围站着好几个人.有的拿着皮鞭,有的蹲着烧火炉,一个光膀子的汉奸提着好大一个水壶，一手用块布堵住那被帮人的嘴，一手提起往壶往那人嘴里灌水，眼看着那人的肚水被水灌得象个鼓般涨起来。灌水的人刚把壶放下，旁边一上就上去朝被灌的肚子是狠踹一脚。只见那人的鼻子和嘴一张水象喷泉一样喷了出来，这样踹了几脚。没有水了，那人低声的呻吟了一声，坐在桌前喝酒的人中有一个慢斯条理的说：
“装啥哩，你还没喝过水呀？说吧，八路军叫你埋在哪儿了，说明白起出来，你就没事了。不说，后边还有好滋味等着你。”被帮着的人摇摇头,带着哭声没气力的说:”饶命吧,我家里真没有枪啊”这时那个鬼子兵从桌前跳过来,向烧火炉的汉奸一伸手.那人从炉上拿起一根长把烙铁来,鬼子拿过烙铁,直接朝凳上人肚皮上烙去,听得一声惨叫,吓得我赶紧跳下凳子,扶着凳子把头伏在胳膊上哭了起来.过了会那文书进屋来取东西,见我这样,马上过来问::”你哪儿不舒服?要找点药吗?”我摇摇头,朝后院指了指.文书听了一下说:”宪兵工作队这些私孩子,天天夜里这么折磨人..我刚来时也是天天睡不着觉.这地方不是人呆的.我正想不干了.”我说:”听你说话还是挺有良心的,为啥来干这个?”他说他从初中毕业后没找到职业,来干文书为挣点钱,谁知道这是土匪窝子呀!”
我问他那被受刑的是什么人?是八路军俘虏吗?”他说:”不是,对真正的八路军他们不敢.后边地窖里关着个受伤的八路军营长.,是皇军叫他们代管的.他们问人家话,人家不理,他们连碰也不敢碰,有天晚上把那营长抬上来叫他看着动弄,那营长看了一会就指着他们鼻子大骂:畜牲.王八旦,有种你们朝老子来!等着吧.有我们在决没你们好下场!他们连屁也不敢放,吓得马上把人抬下地窖了.”我问：“那他们动刑的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折磨人家？”他说：“他们趁扫荡抓来些有钱的财主，硬说他们家藏着有八路军的枪。来严刑逼供，折磨的人受不挺不住了。只好屈打成招，招了后就带着他到他家去起枪，当然起不出枪来，他们就说”你把枪叫八路起走了。还想要命就拿钱来赔枪吧！一个月交不上钱就斫脑袋。“家里人一看亲人折磨成这样了，再冤枉也得买这条命啊。于是卖房子卖地，花钱把人赎出来。这招比土匪还缺德哩。”
我问：”日本鬼子也跟着一块干？”他说、“那个鬼子不是真鬼子，是假鬼子，是给鬼子当翻译的高丽棒子。他穿的是真鬼子报废的旧军装。他为了分一份钱，到这儿来吓人的！“
说完他拿了东西回上房去了，临走还对我说了句：“快睡觉吧，别为这事烦心了，你这是头一天来，比这还叫人狠的事多的是啦。这都是鬼子放手他们干的。这地方我是非离开不可了。“
这晚上我一夜没睡.第二天回去后,我向站长汇报了和伪区长联络的结果和关于负伤营长的情况.,他表扬我干得不错,希望再接再厉,继续作下去.可我说:”我请求叫我作别的事,据点我再也不去了.”他奇怪的问:”为什么?怕危险吗?”我说:”不是”就把晚上看到和听到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而且边说边擦眼泪.最后说:”汉奸不是人,我不愿再跟他们拉关系说话.”他听完沉默了好久,才说:”叫你去据点,是领导研究好久才决定的.一是你跟伪区长有家族关系,二是你懂一点日本话,又比农村孩子机灵,碰见鬼好应有付.别人没这个条件.你看见了,不消灭鬼子汉奸中国人有活路吗?你进据点是为了打鬼子,为了中国人民求解放啊.你的意见我可以跟上级反映,但是上级决定一定要服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嘛!革命就要从服从纪律作起.’”
从这天起,作人要作革命人,革命要服从纪律这两条.深深地印到我的骨子里.因此,一年后当精兵简政命令下来,部队命我复员并马上离开家乡躲避扫荡,我满心不愿意,还是服从了命令;.因此在流浪中被招工的骗到日本当了童工.因此,在非人的地狱生活中,我始终没丧失信心,咬牙挺了下来,因此,当美国飞机把日本工厂炸毁,使我有机会回到祖国后,我毫不犹豫地随大同志爬出铁丝网,再次找到革命部队二次参军.
看了郝世保同志的文章和照片引得我浮想联翩.心中充满对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感激之情.只因受了那次洗礼,才使我建立了”作人要作革命人,革命就要守纪律”的基本观念.
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可以引为自豪的事情.那就是在填写许多表格时.个人出身一栏我写的是”革命军人”.
2006年3月9日写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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